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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国际会议之“疯癫与社会”专场

发布日期:2015-10-19 访问次数: 字号:[ ]


20151015日,医学人文国际会议“疯癫与社会”专场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逸夫楼209举行。本专题上半场由伦敦大学学院Sonu Shamdasani教授与北京大学黄悦勤教授共同主持,下半场由爱丁堡大学Matthias Schwannauer教授与北京大学吴任钢教授共同主持。各国学者围绕“疯癫与社会”这一主题,进行了8个不同话题的演讲。其中涉及从精神病学临床实践到医学史的多个不同学科角度,时空上则从19世纪的英国、民国时期的北京上海,一直延伸到当下的精神病患的处境与治疗,开展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精彩对话。

    来自爱丁堡大学的Mattias Schwannauer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针对双向情感障碍青年人群的人际认知疗法:一项实用随机控制试验”。他首先介绍了双向情感障碍的主要分类及症状,指出对于青年人来说,特别是在早期介入的情况下,心理治疗具有很好的效果,而药物治疗却不如对其他年龄组有效。研究使用的人际认知疗法(Interpersonal Cognitive Therapy, ICT)包括详细的社会关系网分析与利用、重建坚实和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寻找认知因素,如悲伤、羞耻等等。结果显示,应用ICT的患者的症状与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相关地,另一名爱丁堡大学的学者Rosie Stenhouse讨论了医者与病患关系对康复工作的影响。她的研究“急性精神病住院病人的留观经验以及对康复工作的启示”关注了此类病人的经历与体验,发现他们大都感觉持续处于被观察的状态之下。由于医生有权决定患者的治疗方案及可否出院,患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争取做一个“好”病人。然而医患间观察与被观察者的关系,拉大了双方的距离,使其合作困难重重。Stenhouse指出,若将观察转换为合作、共同参与的关系,或许能够更有益于患者的康复进程。北京大学孙浩令等则进行了“国内认知行为治疗联合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Meta分析”,旨在系统评价认知行为治疗是否能够比单纯使用其他治疗方法对精神分裂病人更有效。她们检索了多个数据库并对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认知行为治疗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不同的效果。

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加州大学Emily Baum的“民国时期北京及上海精神病院对精神病的治疗”关注了中国民众对精神病看法的变化。20世纪之前的中国,疯癫从未被认为是精神性的,大脑并不起主要作用,同时,中国也没有单个的专业名词形容对此病的治疗。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建立了精神病院,但其在国人中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作者特别对北京的魏鸿声精神病院和上海疯癫专门医院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两家机构创建了公共医疗空间,让精神病患在医院模式下接受治疗,但其治疗实质依然基于中国本土对精神失常的理解。牛津大学Rhea Sookdeosingh的研究则将大家带回了19世纪的英国,讨论“历史视角下的现世疾病:十九世纪英国的神经性厌食症”。与当今的流行不同,神经性厌食症在十九世纪刚刚出现时十分罕见的,英国医师Gull首次对其进行了描述。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主要见于女性的疾病,而治疗则主要依赖穿着厚衣服和每两小时进食特定食物。从症状到治疗,19世纪的神经性厌食症都有其自己的特点,通过历史维度的考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种疾病。疾病概念可能在历史流转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同一种治疗方法在不同国家也可能遭遇不同的命运。北京大学谷晓阳的“关于中国胰岛素休克疗法的初步研究中便讨论了这一疗法在中国的独特命运及苏联对其的影响。1930年代,随着胰岛素休克疗法在世界范围的普及,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也开始将之应用于临床治疗,1949年以后,该疗法更是得到了广泛的推广。然而当1950-1960年代,胰岛素休克疗法在大部分西方国家走向末日之时,中国依然一直使用到1990年代。谷晓阳认为,这与建国后学习苏联有很大关系,可能正是与西方长期的隔绝,使得中国医学界有了更多反思该疗法的时间和机会,并造成了其在中国的独特消退模式。

 

 

反思现有心理学研究,北京大学徐红红在中国文化与抑郁的开头,指出目前一流的心理学研究大都是针对西方人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心理学意义上的特殊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身心一体、内部和谐与情绪控制。以抑郁症为例,Kleinman先驱性的研究指出,中国人更多表达的是抑郁的身体反应而非情绪,他将之称为“抑郁的躯体化”。这一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相关、也受到文革中对不良情绪污名化的影响,同时在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与徐红红的宏大视角不同,北京师范大学程德兴的研究关注了身边的个案。“精神分裂症患者“疯言疯行的文化研究——以妹妹的患病经历为个案”,她特别关注了病症的文化意涵,力图从社会文化环境的纵深理解妹妹疾病的成因与表现。程德兴指出,妹妹幻听幻想中呈现的强烈的道德审判色彩与羞耻感,可能受到徽州的父权文化、村落秩序中长者为尊的体系及性被认为是肮脏的价值观念等的综合影响。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研究生 赵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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